洗钱行为隐蔽复杂，属危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暗流。回顾我国近年查处的几起洗钱案件，不难看出洗钱行为对经济社会的严重危害：许超凡、余振东等人的“中行开平支行”洗钱案，涉及挪用公款4．83亿美元，资金通过洗钱被转入到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成克杰洗钱案中，成克杰将受贿所得的4109万元，通过香港商人渠道，曲线转入了成克杰指定的账户；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洗钱案，更是涉案人员众多，涉及金额巨大，案情极为复杂。

      最有效最重要的反洗钱手段，就是采取法律措施。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方面制定了以刑法第191条洗钱犯罪为核心的反洗钱刑事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初步建立了以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为主体的反洗钱预防监控制度，对预防和打击洗钱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据央行有关部门介绍，现有反洗钱法规还散落于诸多法律和规定中，尚未系统化，尤其缺乏一部“骨干法”，即专门的反洗钱法；而且洗钱犯罪具有跨行业、跨区域的复杂特点，需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反洗钱监测分析和内控制度也均需要加强。

“由于现行法律体系仍不完整，系统性、协调性差，法律级次和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等问题，影响了反洗钱的力度和效果。”冯淑萍说，“这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洗钱法。”

      根据上述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委托预算工作委员会组织起草反洗钱法。2004年3月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全面启动，并于2005年8月完成了草案征求意见稿，经广泛征求意见后，形成了此次提请审议的反洗钱法草案。